□黄杜（湖南省高校意识形态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当前，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正深刻重构文化生产的社会基础、发展方式与存在形态，文化传播和治理也面临重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了信息化浪潮背景下文化领域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科学指引着新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前进方向，为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实践要求。

当前，数字网络平台成为文化传播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全新场域，信息技术可以更加精准地把握群众需求，高效整合文化资源，推动文化领域治理方式创新，有效督导文化生产传播内容，为文化领域治理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便捷手段。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党的文化领域工作在宏观治理和整体运营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信息技术深刻影响和改变我国文化领域治理态势的同时也为其带来诸多风险挑战。如，信息技术重塑社会文化空间结构的同时，也致使文化环境复杂度剧增，意识形态风险凸显，信息平台可能成为虚假信息、历史虚无主义及泛娱乐化等不良思潮的温床；算法推荐机制把握群众需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塑造“信息茧房”效应，解构社会主流价值观，加剧公共舆论分化；信息技术前沿性与传统文化领域治理方案滞后性的矛盾冲突，使得文化领域治理成本攀升，制约治理效能最大化。因此，在信息技术与文化领域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思想引领，推进法治建设，深化技术赋能，完善体制机制，聚焦人才战略，是提升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的应有路径。

强化思想引领，坚定文化治理的价值立场。思想引领既是文化治理的根本目的，也是文化治理特有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提升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不动摇，确保社会主义文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解铃还须系铃人”，文化治理根本上还是要从思想文化入手。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指导与推动文化领域的治理工作，才能不断增强党的文化领导权。要把思想引领具体贯彻到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各个角落，充分运用“注意力资源”，抢夺文化治理的思想高地，坚定文化领域治理的价值立场。

推进法治建设，构筑文化治理的制度基础。法治是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石。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为基础，构建覆盖文化全产业链的法律体系。针对新兴领域，应加快制定数据安全、算法推荐等专项法规，例如湖南省在2024年颁布出台的《湖南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为文化数字化、促进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条例依据。同时，要推动执法机制创新，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平台，破解“多头管理”难题，防止出现文化治理领域的“两不管”“无人区”。

深化技术赋能，构建智慧治理新范式。现代信息技术不仅是治理工具，更是重塑治理模式的关键变量，展现出一定主体性、能动性与智能性。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以此为契机，构建现代文化的智慧治理新范式。一是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建设文化大数据平台，整合文物、非遗、文艺作品等资源，实现“一云多端”共享。湖南博物院策划“神游——历史时空中的数字艺术展”，以虚拟现实技术活化文物，便是以科技赋能文化传承、整合文化资源的典范。二是运用人工智能优化治理流程，例如搭建舆情监测系统，实时识别敏感信息并预警；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版权确权体系，降低维权成本。三是探索“算法向善”机制，要求平台算法嵌入主流价值导向，打破“流量至上”的畸形生态。

完善体制机制，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合力。现代文化生产、传播与管理不再是孤岛，文化治理需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社会共治。一方面，要搭建现代信息技术结构，优化“纵向+横向”治理架构，纵向强化顶层设计，做好政治机构重建，横向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顺应时代重构文化治理体制。另一方面，要培育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如委托、授权与尊重行业协会制定网络内容分级标准，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此外，需完善公众参与渠道，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线上民意直通车”等方式，将群众智慧转化为治理政策。例如，2024年12月14 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省文物局与湘潭市人民政府联合设立湖南博物院湘潭分馆，构建“一核多元”融合型总分馆模式，建立起省市联动的文化协同机制，并通过文物鉴定咨询、移动博物馆项目和文创展示中心等特色活动吸引行业协会、公众积极参与到文化生产与传播过程中，为推动红色文化、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立标打样”。

聚焦人才战略，培育复合型治理队伍。现代信息化技术背景下的文化治理需要既懂文化规律又掌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教育部门应聚焦人才战略，提前筹划人才培养布局，引导教育机构实施“文化治理人才”培养计划。一是要充分运用好此次国家学科调整机遇，设立“数字文化治理”等专业方向，促成此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机制化。二是要建立政产学研合作机制，依托国家已有文创园开展技术应用实训，培养数字文化治理人才，并对现有数字文化从业者进行专业规训、能力提升与理论武装。三是要完善激励导向机制，对参与重大文化科技项目的人才给予发展指导、税收优惠与职称评定倾斜，积极引导数字文化人才健康发展。

（本文系2025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SP25YBC565）